据杨萧说，“科普派”与“文学派”的论战可以说是旷日持久，各据阵地互不相让。总体而言，“科普派”拥有资源优势，略占上风。譬如，围绕科幻小说《世界最高峰的奇迹》的批评与反批评，已经长达三年之久。“科普派”指责小说描写恐龙蛋化石可以复活恐龙，是“伪科学”；作者本人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予以反驳。第一轮辩论，《青年报》刊发了双方文章；第二轮辩论，则只刊发了“科普派”的文章。可以说，舆论的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了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。“离谱，太离谱了！”即使以姜玉楼的见多识广，也觉得国内某些作家、评论家实在是不干人事。而且，《青年报》作为纸媒，怎么可以拉偏架，媒体的中立性哪里去了？看着姜玉楼愤慨的样子，杨萧心里一暖，她说：“其实，国内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，这危机就是“工具属性”过于强烈，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,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属性。”姜玉楼点点头，说破天了，科幻小说也只是小说。杨萧继续为他科普国内的科幻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史。建国初期，国内并没有科幻小说和科幻小说作家，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，由郑文光创作了新国内第一部贴着“科幻小说”标签的《从地球到火星》，发表在1954年的《少年报》上，由此还引起了燕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。从此，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，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。长期以来，科幻小说在国内更通俗地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“科学文艺”，是“科学”而不是科学“幻想”。这样的“家庭出身”和“成长背景”，使得国内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：一，是给孩子看的，二，配合科普教育的。科幻小说一直游离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。相对于科研，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，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。在文学界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，边缘的边缘。事实上，国内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，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，燕京天文台副研究员，刘兴诗是川蜀地质学院教师，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、张锋、人类学家周国兴、医学家李宗浩等。叶永烈毕业于燕大化学系，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其实算科普小说，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“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”称号。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，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，也不是只为了科普，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。有社会批判、人性洞察，他们要写社会、写民族、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。科幻小说是不是只能给孩子看？科幻小说的本质是：科普还是文学？于是，矛盾出现了，进而开始了争论。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，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，作家们则认为，科幻是文学，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，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。争议渐渐升级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“科普小议”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、尖锐的一块阵地。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“违反科学的幻想”，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。作家们没有后援，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。为了应对科文之争，郑文光曾提出“硬科幻”和“软科幻”之分。硬科幻的代表是凡尔纳，更多从哲学、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软科幻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。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，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。这个年代，买米买豆腐都需要“票”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，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，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“三大件”是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手表，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，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、平反、四人帮，进步一些的，谈论刚恢复的高考、夜校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内居然还有一群人，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，星际航行，转基因，大爆炸，时间隧道，基因武器，宇宙空间站，黑洞，太空移民，智能机器人，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。这些新词对读者甚至编辑来说都是陌生又新奇，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。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，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。这个年代，有一部科幻小说叫《太平洋人》，内容是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，上面的猿人复活了。内容被人传播出来后，立刻有科学评论家指出，“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”，“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，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”，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“无论如何也讲不通”，“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”。还有一部小说，叫《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》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，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“伪科学”，会毒害青少年的。这些批评进而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，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，不合适写爱情、犯罪、社会反思。否则就是“
低级趣味”，但这样一来科幻作家对科学、社会、人性的反思，如何表现？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，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，却在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。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、社会影响，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。这场应该止步于学术界的论战，在时任科协主席的钱老加入后发生变化。当时在科学界属于重量级人物的钱老赞同科普派，主张科幻小说必须承担科普义务。1980年，钱老批评：“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，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。”此后，钱老曾多次表示，科幻是个坏东西，因为科学是严谨的，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。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、敌对的东西。1981年，针对科幻影片，钱又批评：“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，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。……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，但能看得出苗头，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。……现在搞科学幻想片，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，主要应配合四化，搞2000年的嘛。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，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……这不是好题目。什么是农业现代化，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，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，这是个好题目。”该批评被《人m日报》刊发后，对科幻作家批评的套路开始照搬了特殊年代时期的方法，“科幻应当谈科学，而不是批评和质疑”、“极少数科幻小说，已经超出谈论‘科学’的范畴。”可实际上，这个现象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。杨萧神情萧瑟地说道：“就在今年，羊城卫生主管部门以会引起“新闻混乱”的名义，拒发一篇艾滋病题材的“预言小说”。就连叶老师的高产都被认定为赚稿费、唯利是图。魏老师的成名作《温柔之乡的梦》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，温柔之极，却不能让人满意，也被批评为“反社会主义”，“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”。”“姜老师，科幻小说的未来已经严峻到了如今的地步，也只有您才能救科幻小说于水火了。”说完，她期待地看着姜玉楼。今天，她说了这么多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。她最怕的是姜老师听了后害怕危险，直接拒绝在国内发表科幻小说。姜玉楼听了这么多秘闻，也是陷入到了深思中。科幻小说如今可以说是烂摊子了，贸然涉入其中恐怕风险不小。可要是敢于蹚这滩浑水，未来也能得到一个科幻之父的名声。沉吟半晌，姜玉楼道：“杨主编，你凭什么认为我可以呢？”杨萧眼前一亮，连忙道：“因为您在国内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家，还因为您的科幻小说在美利坚销量非常好，得到了那边媒体的广泛称赞。”接着，她又愤愤不平道：“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美利坚的声望在民间和官方是如日中天，许多人言必美利坚人如何如何，就像美利坚才是他们的祖国一般。”最后她诚恳地说道：“如果是您的小说，不敢说“科普派”会夸奖，但是来自媒体的严厉的批评和拉偏架的概率会小很多。”姜玉楼沉思半晌后，点头道：“我同意了！”